前言
结合曹唐哲老师讲授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讲座内容，参考《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基于公共管理问题类型学的新体系》一书的内容，我完成了分析例文的期末作业。
本文选用1998年发表在《美国》杂志上的文章《：US,1947-1995》，作者为Bryan D. Jones、Frank R.、James L. True。
本篇样文分析首先介绍了论文涉及的重要理论基础，然后根据论文的内容和步骤对论文的研究设计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1、理论基础
1. 间断均衡理论
间断均衡理论（-）本身并不是政治学领域的概念。 它最早由美国著名古生物学家杰伊·古尔德提出，作为生物进化模型的理论。 从内容上看，“间断平衡理论改进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而不是影响它。间断平衡理论为进化物种的“大规模灭绝”和“大爆炸”提供了以下解释：进化和新的。物种的涌现不可能发生在物种主要类群所在的核心区，而只能发生在边缘类群所在的交汇区，生存压力大，环境复杂，物种的突变容易发生。容易遇到合适的环境，而边缘的隔离作用让突变得以积累和发展，进而成为新的物种。“间断平衡”理论认为，生物体的进化并不是达尔文所说的一个缓慢的连续逐渐积累的过程。澄江动物群的发现表明，生物进化并不总是渐进的，而是一个渐进和跨越式的过程”。
应用于公共政策领域，该理论试图解释一个简单的现象：政治进程往往是由稳定和渐进主义的逻辑驱动的，但偶尔会发生与过去相比的重大变化。 该理论将政策过程置于政治制度和有限理性政策制定的双重基础上。
基于有限理性的“不成比例的信息处理模型”是该理论的微观基础和行为模型。 这主要与理性选择有关。 理性选择理论主张一种“比例信息处理模型”，在这种模型中，个人和组织都是完全理性的，决策会根据环境的变化按比例调整，解决方案会根据解决问题的效率进行排序。 有限理性理论认为，个人和组织由于在做出选择时受到认知和情感的影响，实际上是有意理性或不完全理性的。 其中注意力分配不均最为严重。 这一特征对政策过程最直接的影响是，对于宏观政治体系（如总统和国会）来说，它们无法也不可能有精力处理来自外部输入的所有信息来做出理性决策。 因此，需要一系列政策子系统进行“并行”处理，而宏观政治系统则更注重信息的“串行”处理。
基于美国政治制度形成的概述的结构基础包括政治制度和政策形象两个方面。 政治体系是政策行动的场所（ ），由具有社会决策权的制度群体和相应的决策规则组成。 它们形成垄断或开放政策子系统。 政策格局是指政策的价值观和信念，即公众和媒体如何理解和讨论某项政策。 间断均衡理论中政策变化的基本假设源自政治制度与政策格局的互动关系。 政治制度和政策格局构成了间断均衡理论的约束和激励机制。 一方面，政治体制和政策格局会起到“摩擦”（）的作用，阻碍议程进入； 另一方面，推动议程的制定和确立。 政策变化的激励措施。
在一定的政治制度基础上，主导决策主体和利益集团之间一般会形成“政策垄断”，从而产生一定的公共政策。 当此时的政策图景是正面图景，即公众和媒体对政策持积极态度时，那么政策总体上是稳定的。 当负面形象占主导地位时，公众的大众媒体往往会抵制这一政策，负面报道也会增多。 这种政策形象的不支持可能会在宏观政治层面引起总统或国会等决策者的关注。 ，引起他们的注意力转移，从而可能导致政策变化。
2. 研究设计
公共管理研究设计是开展公共管理研究的战略蓝图和行为方案，是公共管理研究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根据教材中提出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基于公共管理问题类型学的新体系》中研究设计的流程模型，研究设计考虑的十大关键要素包括：
(1)研究问题。 该要素需要明确研究问题的类型、结构、问题分解等。
（二）研究目的。 有必要明确研究的目的是描述、解释、预测还是批评。
(3) 研究数据的类型。 需要明确研究数据是定性数据、定量数据还是综合数据。
(4)研究背景和文献。 有必要厘清研究问题的背景以及形成研究假设的相关文献。
(5)研究理论和假设。 需要明确研究的文献基础、研究的理论模型、研究的变量关系、分析单位、分析层次等。
(6)研究的概念化和运作。 研究中需要明确概念的定义和概念的测量。
(7)研究的时间维度。 有必要明确该研究是纵向研究、横断面研究还是前后比较研究。
(8)研究对象抽样。 研究对象和样本需要明确。
（九）研究方法和具体研究技术方面。 有必要明确数据收集和分析的方法、研究中使用的具体工具和技术等。
（十）研究设计报告。 在明确上述内容的基础上，完成研究设计报告。
2 实例分析
通过阅读英文原文文献，我们发现国外文献与国内论文在思想、结构安排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 因此，在本文的后续分析中，会对原文的内容、标题等进行一定程度的整合，以符合我们日常写作的思维习惯。 （以下括号内内容为原标题）
（一）提出问题（The）
本文的作者琼斯和特鲁是“间断均衡”理论的提出者。 在原文的开头，两位作者首先回顾了间断均衡理论的相关内容，包括该理论的基本解释、特点、原因等。 并作了简要介绍。 同时，他们认为这一领域应该适用于所有政策领域以及更大的政治层面，从而提出了所谓的“一般不连续性假说”（ ）。 为了验证这一理论，笔者对1995年、1996年和1998年的国家预算进行了重点研究，试图将间断均衡理论拓展为基于议程的国家预算模型。
在回顾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作者发现，现有的间断均衡理论研究大多基于经验观察和案例分析，而不是更严格的定量分析。 因此，作者的论文旨在应用定量分析方法来验证间断均衡理论。 具体来说，作者研究的基本问题是二战后美国政府财政支出水平和格局的变化。 采用一系列定量方法验证不连续性（）的存在，从而进一步证明简单均衡理论不仅适用于某些具体项目或子系统分析，而且同样适用于宏观政治领域。
因此，笔者本文的目的本质上是通过对国家预算、支出等整体数据的相关分析，证明该政策领域存在“不连续点”，从而证明一般不连续性假说的成立。
(2) 文献综述（及其）
在提出问题的基础上，作者阐释了预算支出领域变化研究的主导理论——渐进主义理论。 维尔达夫斯基等人的相关研究指出，财政预算深受“基础”和“公平分享”原则的影响，年度预算应以往年分配为基础，将财政增量均摊到各年度。各种具体领域。 早期对有限理性主义的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 后来的研究批评了渐进主义的方法论缺陷和理论缺陷。 与此同时，一系列学者讨论了公众对政府角色的看法、文化因素、政府经济政策的效率等外部因素对预算的影响。 另一个批评的声音来自间断均衡理论的两位提出者——和琼斯。 他们认为，政策过程的一些固有的、非增量性的性质可能导致政策的突然变化，而这些因素会对政策子系统或其他方面产生影响。 从宏观政策体系层面来看，这种关注、决策和政策变化都会对政府预算和支出的各个方面产生影响，尽管不同支出领域影响的大小不同。
(3) 研究设计（的）
在这一部分中，作者首先介绍了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然后进行了具体的实证分析。 具体来说，本文的研究设计分为以下四个步骤：
1、研究数据的选取
作者首先解释了本文的研究数据。 前面提到，笔者的研究问题是二战后美国国内财政支出水平的变化。 据此，笔者选取的数据为美国预算与管理办公室（OMB）1947年至1995年各财政年度（Year，FY）的预算数据。 选择预算而不是支出是因为预算比支出数据更接近国会的决策过程。 支出可能会在做出决定几年后发生。
2、研究方法
根据以上数据，作者利用SAS软件进行时间序列分析。 同时，作者提出，年度预算的直接数据往往不能表现出时间序列分析中典型的线性回归，而是呈现显着的非平稳自回归和非正态单变量分布。 因此，作者通过构造年度预算百分比变化数据来控制这种非稳定性，通过构造年度百分比变化的中位数来控制非正态单变量分布，并使用ARIMA模型来控制自回归。
3 实证分析与假设检验
实证分析过程主要分为以下步骤：
(1)影响因素分析
作者解释了三个可能引起联邦支出模式变化的外部因素，即政党控制（ ）因素，即民主党和共和党可能有不同的财政支出偏好； 资本盈余（ ），即宏观经济增长和衰退可能影响政府支出规模； 公众舆论的变化（ ），即支出模式，可能会随着公民意见的变化而变化。
(2)提取“不连续点”
根据上图，作者发现可以提取出两个关键的时间节点——1956年和1976年。1956年之前的时期，预算都有较大的增加和减少； 1956年至1974年主要是大幅增长； 1976年以后，预算百分比的增加和减少接近中点。 ，也就是说，这个变化比较稳定。
进而，作者分析了1956年和1976年两个过渡节点（shift）形成的原因。作者发现，1956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所谓“战争红利”（和平）以及当时美国的“依赖核武器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导致预算大幅增加。 另一方面，朝鲜战争的结束使得政府支出大幅减少。 因此，美国政府预算各项目的呈现大幅增加和大幅减少的结合。 1976年，发生了所谓的“预算战争”（The War）。 这主要涉及总统与国会之间关于预算权力的博弈。 二战以来，随着朝鲜战争、冷战等因素的影响，美国联邦支出总额持续增长。 这背后其实是权力逐渐向总统倾斜。 1973年，尼克松总统甚至撤销了国会通过的一些支出授权。 这场预算战最终导致《1976 年国会预算和拦截控制法案》（1974 年推出）的正式实施。 这项法案可以视为国会的“反击”。 它通过制定一系列财政纪律，对总统干预财政预算的权力施加诸多限制。 因此，正是以1976年为节点，随后的预算支出变化变得更加稳定（因为它直接导致了总统选择性支出的大幅减少）。
(3)检查“不连续点”
第三，通过上面的分析，作者证明了两个节点的存在性。 接下来，作者用统计数据来检验这两个节点是否符合不连续性假设。 这个过程分为两个步骤。 首先，作者对国内年度支出中位数进行了 ARIMA 模型分析。 分析发现1956年、1974年、1976年三个节点的预测值均显着。 第二步，作者将年度实际支出数据分为强制性支出（ ）和可选支出（ ），并分别绘制了两类支出的年度百分比变化折线图。 发现两种类型的变化趋势总体上是一致的、不连续的。 平衡点假设。
同时，笔者发现强制性支出与选择性支出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内在差异。 可选支出的比例和变化幅度明显较大，特别是1974年《拦截法》出台后，可选支出的年度变化比例明显下降。 这主要是因为国会的这一法案实质上限制了总统的自由。 自由裁量权受到有效限制，而强制性支出一般是为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等支出而设计的，往往受此类政策的影响较小。 就强制性支出而言，1974年的法案影响较小，而20世纪70年代的“指数化改革”则对强制性支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通过指数化的推广，国会实际上将信托计划从预算议程中分离出来，直接避免了选举年预算大幅增加的现象，从而从本质上减缓了某些强制性支出的增长。
(4)验证外部性假设
测试了三个外部性假设。 （1）关于“政党控制”假说，作者计算了二战以来10位总统任期内预算授权的百分比变化，发现预算授权的变化并不完全遵循政党偏好（一般认为，民主党更倾向于增加预算）。 即使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等共和党领导人执政时，政府预算也大幅增加。 此外，作者还考虑到了党的政策的滞后效应，将这个变量推迟一年重新分析。 通过相关ARIMA模型分析得到的结果是相同的。 (2)对于资本盈余，笔者将国内支出百分比变化与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变化进行比较，发现两者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 此外，作者还对强制性支出、可选支出与GDP之间的变化进行了ARIMA最大似然分析，最终结果也显示不存在相关性。 （3）关于舆情，作者首先引用了舆情测量方法，然后将这个“情绪”作为自变量，使用ARIMA（1,1,0）模型进行分析，最后发现这个情绪有与国内预算授权没有明确的相关性。
(5) 多变量分析
最后，作者进行了多变量 ARIMA 分析。 他将两个“不连续性”和三个外部性假设与国内预算授权的年度百分比变化中位数结合起来，最终得出了与之前单变量测度相同的结论：两个“不连续性”（和1974年），结果都是显着的，三个假设并不显着。
(4) 结论（中）
本文作者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战后美国政府（1947-1995）年度预算数据的变化被两个明显的“不连续点”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 ）。 其中，战后至1956年为第一时期。 这一时期预算支出的变化没有明显的总体规律，没有呈现出一致的增减趋势； 1956年至1974年为第二个时期。 一期国内预算支出保持7%的平均增速，这是基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应发挥更大作用的基本观点； 1976年至1995年是第三个时期，期间国内预算支出增长率仅为1%左右，可选支出比强制支出下降幅度更大。 三个阶段的不同特征变化体现了预算支出与人们对政府角色认识的高度相关性。
同时，作者提出，在解释上述结果时，必须认识到五个固有的局限性，即：
(1) 年度预算水平的单纯变化不能表现出明显的稳定性，并可能产生虚假回归。 因此，有必要选择年度百分比变化作为分析对象。
(2)预算结果往往受一系列不同程序的支配。 Hsiao 的异质性检验表明，将这些数据放在一起可能会冒相当大的风险，产生既不显着也不具有代表性的系数。
(3) 中位数比平均值更适合分析，因为平均值往往对系列中的许多支出反应过度。
(4) 从选择性支出到强制支出的长期转变会带来一些分析问题。
（5）单纯从不连续变化的角度来分析预算序列的变化，不足以预测理论上的不连续点，但我们可以根据现有理论和政治发展历史进行一般性预测，正如本文所做的那样，我们首先分析预算变化的时间序列，提取具体的不连续点，然后进行相应的验证。
最后，作者提出，本文提出的结论与政治学中的许多其他理论和观点是一致的。 综合考虑这些理论和观点，可以发现这些方法都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政策不连续性部分是内生的。 （的）。
得出结论后，作者在文章最后还简单介绍了五个相关的政策过程研究视角，分别是：
（1）对行为决策的新认识；
（2）“政策结构”（ ）理论，描述政治制度如何调整和适应社会技术和价值观的变化；
（3）间断均衡理论中的冲突扩展与议程设置理论；
（4）“汤”理论，即政策企业家活动驱动下的复杂因素之间的概率相互作用；
(5)约翰·金登的“政策流”模型。
三、总结与思考
对于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来说，掌握科学研究方法至关重要。 完成这篇例文的分析，不仅加深了我对研究设计相关内容的理解，也学到了国外优秀论文的写作模式，让我受益匪浅。
完成这篇例文的分析后，最大的感触就是英语论文是我们现阶段学习中最难破解的“硬骨头”，但同时我们也要花时间仔细阅读。 在一步步分析文章的过程中，我逐渐了解到了自己尚未理解的知识，同时也认识到了自己英语和学术水平的不足。 想要在学术的海洋里遨游，就需要不断努力。
